美国东部时间5月26日上午，哈佛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在“三百周年剧场”举行，何江作为三位优秀毕业生代表之一，登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他成为哈佛365次毕业典礼中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

斯皮尔伯格对我说“祝贺”
　 

记者：作为第一位站上哈佛大学毕业演讲舞台的中国大陆学生，你上台那一刻是什么心情？
　 

何江：演讲前一晚只睡了4个多小时，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上台前也特别紧张，上台后反倒没什么感觉，也没想过什么“第一人”的头衔。开场两句陈述后，看到台下有人在笑、有人点头就觉得没事了。准备了这么久，还好没出错。前一晚妈妈还给我打电话，鼓励我，让我放松，不要紧张。其实家人比我还紧张。
　 

记者：和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同台演讲是什么体验？你们台下有交流吗？
　 

何江：跟他只有很短的几句交流。我们虽然是一同走过来，但是他被一群人围着，教授和各种工作人员，因为他是荣誉学位的获得者。我讲完下来之后，斯皮尔伯格握了我的手，他说，“Congratulation to you（祝贺你）。 ”

准备了3个月有专门培训
　 

记者：你是怎么最终站上这个演讲舞台的？
　 

何江：这次申请毕业典礼演讲，历经3轮选拔才正式入选。
　 

说实话，我都不清楚为什么当选了。读博期间，我从事超高分辨显微成像研究流感入侵人体过程及大脑神经元细微结构，作为第一作者和共同作者，发表了9篇论文。哈佛学业出色的人太多了，最后脱颖而出，可能与演讲内容的新颖度有关，选择科技题材的演讲人相对较少。3月份入选后，学校专门组织培训，在情绪调动、肢体语言以及与听众互动方面对我进行指导。演讲过程准备了3个月。
　 

记者：怎么确定“改变这种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这个演讲主题的？
　 

何江：选择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衡是因为和同学聊天时的玩笑话。我们当时在一起开玩笑，讨论搞科研究竟是为了什么，怎么让更多的人受惠。我从这些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得到灵感，就想讲一下科技知识怎么给大家带来好处。
　 

 哈佛是一个培养带头人的地方。毕业典礼是一种仪式，目的是让学生思考毕业之后使命在哪儿，以及思考哈佛这些年的教育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

【关于背景】
东西方教育的区别在课堂上就能体现出来
　 

记者：你觉得农村背景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何江：阶层这个说法我能理解。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可用的资源可能要比其他人少很多，更多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不认为这能完全限制一个人。
　 

 一个人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点，当你真正清楚自己以后能干什么，很多事便会变得信心满满。抓住机会认清自己，下一步就会顺利很多。
　 

记者：从你在哈佛上学的经验来看，感受到东西方教育有什么差别？
　 

何江：差别在课堂上比较容易体现。中国的课堂，老师更多的是一个权威的存在，学生在下面被动听的比较多。美国这边就是鼓励大家参与，鼓励你去尝试，老师也不批评一些幼稚想法。这种差别开始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记者：有不自信的时候吗？觉得人生到现阶段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瓶颈是什么？
　 

何江：当然有。从不自信到自信，28岁之前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历练。从乡下到县城读高中，蹩脚的“农村英语”曾经让我不自信，我就买英文版小说硬啃；到了哈佛，校园满是“牛人”，整个头一年都不自信；但第二年，我就报名当本科生辅导员；最后一年，搬入本科生宿舍，与一群本科生同吃同住。
　 

其间，我做过许多被称作“破冰”的尝试。比如，一桌西方学生正吃饭热聊，虽然我的英语还不那么“顺溜儿”，但也坐过去加入谈话。硬着头皮不断尝试，渐渐地，结交了不少朋友，英文也越来越好。

著名经济史学家建议其出书
　 

记者：你在演讲中提到科技知识分布不均，其实这背后也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当代农村中的教育资源分配现状，有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何江：其实所谓资源分布不均衡在很多领域都有，比如教育行业，但这不是一批人能解决的问题，它是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单从一个理工科研究人员的角度来说，如果想把这些知识信息传播出去，其实可以用科技手段做很多事情，比如网上教育。哈佛现在就做了很多类似的尝试。
　 

记者：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建议你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他说，“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映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你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你对他说的怎么看？
　 

何江：他的意思是我的经历走过了很多不同的阶层，有农村的、城镇的、城市的，再到国际的，浓缩了中国发展的脚步。

【关于未来】
研究水平达到一定水准 会考虑回国
　 

记者：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何江：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将学习4年。相比哈佛，我在麻省理工的工作已经更加偏向实际应用了。比如用组织工程的方法体外培养肝脏，然后用它模拟疾病，做一些癌症的早期检测。我希望能做一些转化，所以研究方向上越来越转到一些比较实用的科学上面。
　 

记者：想过学成归来怎么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改变家乡吗？
　 

何江：从200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选择回国。但是是否回去还得看你的研究水平，如果你研究不顺利的话，你可能还回不去。如果到时候我的生物研究到了一定水平，国内还有合适机会，肯定会考虑回国。据《法制晚报》、《钱江晚报》

何江其人
　 

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曾获得学校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然后进入哈佛大学生物学系硕博连读。哈佛毕业后将赴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
父母是怎样教育何江的
　 

何江虽然来自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农村，但他的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学习。何江小时候，每天晚上，爸爸都要讲述“睡前故事”，而主题大多是“好好学习”。
　 

在何江记忆里，虽然母亲是湖南农村的妇女，但她总能以鼓励的方式给他自信。并且母亲也喜欢陪着他和弟弟一起学习，还会跟他们进行讨论。“农忙时，他和弟弟从小就帮家里干活，晚上我陪他们写作业，没想到现在都出息了。”何江母亲曾献华向记者透露，何江的弟弟已经硕士毕业，现在在上海工作。

何江哈佛毕业演讲词（节选）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办，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后，妈妈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时，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我妈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过的伤口。
　 

在座各位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治疗手段背后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就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风险也没那么大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被蜘蛛咬伤的事已经过去大概15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在我的脑海徘徊，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感到困扰。
　 

 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
　 

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在科研上已经有了无数的建树，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我们做得仍然不尽如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每天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蒙受疟疾带来的痛苦。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于贫穷、疾病和资源匮乏导致科学知识流动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得到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成长的经历提醒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重要。

半岛晨报2016年5月29日 整版

http://epaper.hilizi.com/shtml/bdcb/20160529/vA09.shtml